姜亮夫
戊辰、己已间，余旅食通州锡山，心丧两师(王静庵、梁任公先生)，端忧不乐，日以屈原赋为解慰。因校二十五篇，庚午《屈原赋校注》成。自此时时引杂书以调适正业，手自录所好，以舒寂寞。先君知其侘傺，申诫庄肃，以为读书不耐寂寞，终无所成。自兹渐受榘矱，然为学日益而为道则日损。侜张不自安者且十年。己卯，侍余杭章太炎先生于阊闾小王山。先生知其不受磬控，以读史相砥砺，而亦有以折其角。至是乃一志于语言、历史，然（禾资）屈赋楚故仍不衰。岁乙巳，居秦望，中华书局求纂《楚辞辞典》。应之，发历年所攟录，得数千叶，通理全书，定注三千六百余目。然辞书拘擘不能自畅，乃更张以肆其意，以楚史、楚故、楚言、楚习及楚文化之全部具像，以探赜屈宋作品之真义，作为中土古民族文化之一典范。自内证以得之，以遮拨数千年诬枉不实之旧说。班固、朱熹、刘廷献（云按：或为刘献廷之误？当考）、王夫之借屈子说教，贾谊、扬雄、刘向、严夫子、黄文焕借屈子为牢愁，固在遮拨之列。至于近世，国人动以中土旧史比附西说，以汉语挹注欧罗巴语法，指墨翟为印度人，以突厥语证楚言，必求其随时尚而不根于往史。于是屈子为贤姱之巫，为怀王弄臣，廿五篇一一指为后人伪托，终之且谓无屈原其人，又或以屈子为唯物论大德，言愈出而益奇，将使中土无可传之人、可传之学。余谫陋鲁屯，不敢肆为浩荡之论，装框子，搭架子，以哗世取宠，则差自信也。于兢兢业业之际，颇自乐得其环中，知我罪我，皆不敢辞。
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，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。此一技艺，果能善用，则全书似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归趣。然余于马列新说不练达，无真知，若徒衣披华采，而运不中程，则对学术为伪妄，为不忠实，以媚世冒不诚之罪辜。余钝根人也，性躁而硫，亦颇知其率直浅露，勿事于侜张，其有未达，愿学焉而已。
所谓以语言、历史为根株者，自语言言有二义:(一)谓解释文词以驰骛语言学规律，务使形、声、义三者无缺误。(二)谓凡历史事象所借以表达之语言，必使与史实之发展相胁（云按：原文如此，不改。）调，不可有差失矛盾。以历史言之，则历史发展与语言规律之出入，繁变纷绕，往往与语言之变，有如亲之与子。如伏羲、女娲之为夫妇，为兄妹，与日神，日御，生日生月之说，与“羲”“娲”两音有至繁赜相涉之律，总统绎之，而支干悉治矣。(参羲娲各条)
然欲证史、语两者之关涉，自本体本质，有不能说明，于是而必须借助于其他科学，乃能透达者，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，大体综合各社会诸科，乃觉昭晰，举凡:①历史统计学，②古史学，③古社会学，④民族学，⑤民俗学，⑧语言学，⑦地理学，⑧古器物学，⑨古文字学，⑩考古学，⑾汉语语音学， ⑿哲学、逻辑学，乃至于浅进（云按：进疑当作近，原文如此，不改。）之自然科学，为余常识所能及者，咸在征采之列，稍有发正，往往揉（石靡）诸学于语言、历史中得结论，而求其放心。所得结论，未必即铢（金兩）悉称，确切深透，然为新方法(综合)、新“课题”而努力，是余之愿也。
姑就其义蕴，以例证明之:
1。穷源尽委，以明其所以然之故。如有关居室各端，自穴居之制，至构木湖居，以说明中土木架结构之历史发展。又如自原始之光明崇拜，日光传说，十日衍论，帝王之以日为名等，以求其源，而明其变，推《天问》中之传说，为中国民族文化历史定其特点、定其异同，如“伏羲”、“十日”、“阴阳”、“天德”诸条皆是。又如《离骚》言庚寅日降生，在历史统计学中，久知古有对干支祯祥之义，自千余件金文中得“庚寅”为楚民俗吉宜之日，使篇首八句，得一正解，而屈子一生事迹之推论，亦自此而能显白。此在历史大流中，可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之风习，而源自上古，流至秦汉而衰。融通四会，非个人之妄说，可断言矣。
2。自整体推断，不为割裂分解。如屈子对四方之概念，其情思意向之所寄，因定西方为屈子神游忆住，追思先德之地，南方为屈子现实寄情之所，故于“西”、“南”两字之解释，虽无本变之端，而义至精确。又如定高阳起自西土，以古今地名与历史相结合，颛顼、若水、西蜀之关系，以求之，则昆仑玄圃之神秘可解，而屈子忠诚之由，为国之思，亦有其根柢之所在矣。
3。从比较以得真像。如比较《诗经》所用词组(如联绵字等)，与楚辞异同确有其差殊。“侘傺”、“些”、“只”皆南楚之习语，诗不一用。颛顼、烛龙、陆终、鬻熊等称名之间，必有其语言之规律存在，条分缕析，而知颛顼为南土地方神。又如比较屈赋全部作品，不见有“五行”说，因而解析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等词，决不揉合参杂，然南土仍侈言阴阳，而其说较原始朴实。则南北各有其因袭，南楚较为原始，与易卦、周书，大异其趣。因谓阴阳说或本南方之故，而流人于北土者欤。
4。自矛盾或正反之端，综合以求其实。如鲧、禹传说，北土以鲧为元恶，禹为至圣，而《离骚》言鲧不过“婞直”，《天问》且传其有成。禹亦非纯德。其说更合于历史进化之端，屈原无涂附之说矣。又如《九歌》之灵保，即《诗》中之神保。然北土用神保指皇尸，而南土不重祀祖而禨祥鬼神。灵保遂为饰神之巫矣。此从实质之风习，以定其矛盾之所由也。:
5.以实证定结论，无证不断。所谓证者，有书证、物证。然书证往往因学派家数之异而不必确切，甚至有虚妄不可信者，则应待物证而后定。余书于文字训诂，凡屈赋中，必需原始要终者，则自甲骨、金文，以溯其源。如人称代词之用，往往与史实发展相关。遂征之甲、金，上溯初民社会，定之为发自家族初兴之时，而以为与纺织相涉，虽稍属附会，于事理固无伤，以此为实证，虽有近牵强，亦不能不认为一种方法。至诸器物，则凡千年来学人所已考定(如顾亭林、程瑶田之于钟鼓，阮元之于车磬)大体皆能合于科学律令者咸采之，而诸家之说，又往往证之以近数十年考古发掘所得实物。又如“机臂”、“弋缴”，取证长沙、信阳实物，与铜器纹样。“小腰”、“秀颈”，取证长沙画帛。《天问》诸端，取证马王堆幡画。“六簿”、“羽觞”、“铜镜”、“鱼钩”、“明堂”、“台榭”、“翠翘”、“朱尘”、“冠履”、“襟衽”、“玉佩”、“蕙纕”、“吴戈”、“铅刀”、“黄钟”、“大吕”，凡今时地下所献之宝，可为吾文作显证者，莫不一一征录，非为荣观，实以明事物之本变，文化之传播者也。其事与文字训诂殊科，然其为证验，则益坚固，为不可坏矣。
依上五例论之，似颇合科学律令，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表里者。余以鲁屯，不敢自谓得骊龙之珠，特数十年，结习所在，不无鼓吹之效。辩证唯物主义，非强学不可知。余学之不专，敢以真诚为言，虽愚暗莫能通达，浪费精力时间，乃至纸笔、物质，不能不深自检束者矣！又此书先后垂四十年，故其文不仅详略不一，近年所补，以目力耗尽，不能自畅，则略者较多。又其中约百篇本不为楚辞作，而又特详，此亦著书一难事也。
尚有不能已于言者，此书缺略简陋至多且巨，在在足以启人疑，用是遂不能无所申述。余所操术，为解词、析史两端，其事似至简，虽有缭合之功，而非以为经纬穴，穿全部社会科学。自此细检有自视缺然者十数事。
(一)全书以词组考释为主，其历史文物制度及诸自然学科所设至多。然其中纯属文字训诂者乃得千五百余则，乃及全书三分之一，而其成篇乃在文革后期，是时乱靡有定。一手一足之劳，仅能依余寒斋残书，坐床沿于八寸许桌角急书之。惶惶郁塞，明知其缺略，而无以自救。初欲每词皆尽其始终之变。而踌躇不能决者有之，索之莫得涯涘者有之，欲破住说而无力者有之，思立新义而不可得者有之，其壅遏非恒情所能胜。故遂多自视缺然者焉。故全书于此，最多塞缩差忒。求其惬意而不可得，惟有俟之他日。
(二)训诂之道，当明本变。然牝牡骊黄别有攸归，文字语言规律所不能绳。如想、见、观、览诸字，“内美”、“正则，、“好修”等目，各有其特定内含，非训诂所能显微阐幽。且训诂必依形以端始，依声以见委，而声韵驰骤，犹为大理，此三百年来已见之效，桂馥义证，不得拟诸段氏，郝氏义琉，不得比于念孙，则声韵限之也。且自顾野王而后，颜籀、师古（云按，此处不当点断，颜籀字师古，以字行。或亮夫公原稿先书“颜籀”原名，复恐编辑不晓，又为小字注“师古”，遂羼入正文欤？）、李贤、李善诸儒，皆妙解音理，故其说在诸唐人正义之上。为正义之学者，仅在平列资料，当句得解足矣。此章实斋所谓“注记”之学者也。不足以执其环中，条达始终，使高邮王氏不谙音理则《读书杂志》何能为乾嘉之学之冠冕。故余书时时以声韵理其俞脉，言训诂而不通音理，终无以达玄旨，畅源流，终之为注记之学而巳。
何谓训诂必依形以端始者，谓钩稽其本也（云按原稿似用新式标点符号而不甚娴熟，抑本不用新式标点，仅点断而已，而编辑改正未尽焉）。本义得则万变皆有所准，余书往往不避繁琐，以考文字。如余、我、吾、台诸字，以古社会、古器物证其本义，正为征往初文，机为织机模型，曾则甑之初文，墨者烟突之本，皆俞然理顺。“两”为古称量之器，两义既明，则“两东门”之语始有动字成句。平为水准，则“正则”一名得解，而屈子应以平为名，足征史公之允。“听”、“圣”形列，足以解两字含义之真。凡所纠正许说之误者，不啻百数十事。然其事至繁赜，非解屈所必备，故亦得二三而已，其余多平列无奇说，余旧有《文字朴识》一书，已略备具，无事重录，故省节反多矣。
训诂与释义，似亦不全一致。定义以形为本，自变以上采本，而下尽委，其术不尽在训诂之畴。如加字，古之用者，非仅增益一义。足以尽其蕴，往往有反唇相加之象。又如“平”为“秤”本字，为考工利器，与称量有大小之殊。其器以砝码取两端持平，而非以轻重分毫列之杠杆，其事至巧会，非巧说不足以明之。又如“滑稽”有二义，“胥靡”得四说，“踟蹰”略可百变，“犹豫”声衍数十，皆已别见余《诗骚联绵字考》，本书皆不详录矣。又一词数义，有本质与现象之别者，或且上取甲骨、金文，然楚辞本自最古，故亦不需每词皆溯其质，是则自本质与现象分析词义，余实未尽其奥，仍多现象之言尔。又凡文字通转，必求形、声、义三者相融合而调遂。余书是否皆巳详尽，非所敢言，余有志于此，而亏生过巨，容当留予后人。
(三)凡地理、历史、人物、制度皆史也，此中多五十年来所成篇章，甚有一再刊行之作。其量约百数十篇，如“殷周三巨臣”、“胥靡通解”、“滑稽”、“幼艾”等篇，但引就本书，而多删节，以归一律。故长篇巨制，往往而见，此亦为例之不纯一者矣。
(四)意识形态一部，仅论屈子之作，自宋玉至诸汉儒之作，皆一鳞一爪，非其全豹，不成家数，无术以论之。
(五)文书之部，应列历代注释与绍骚之作，非其全豹，此则巳见余《楚辞书目五种》，故不更录。惟《书目》记其人至简略，于此稍详之，以补其缺。
(六)余旧作《屈原赋校注》，成书在四十余年前，虽雏形已具，而亦不能全当干今怀。故遂时时有不相协调之说，亦姑听之而已。惟近年别有重订《天问校注》，视旧作为深邃安稚，则与此书相协合为多云。
(七)数十年来，余于古代史、古代社会，有所从事，时有不与先儒合辙之言，往往纳入本书，遂时时有喧宾夺主之象。然此书除屈子各赋外，其余皆杂凑之集，不足以为一家言，则喧夺似亦无妨。
(八)多年集累，偶或有抄撮散叶，未具作者；丙午之变，笔札多遗佚，无从核对，或有掠美之嫌，至为愧悚。
(九)凡宜有总摄概括之事物，别成《楚辞学论文》，凡得文卅余篇，愿读者合参。
(十)全书共分十部。各部间自有界画，不相杂厕，然词部独得千八百余目，于量为最多，遂使卷轴过巨，故于词中分出含义切近各部者，属之各部。切近人事者，归之人部，切近天地者，归之天部、地部。此例多侜张不中律者，余不得已也。
(十一)插图本以证验为主，然为读者兴会作计，偶选历代名家作品，或可为准则之图，虽有参差，而未为大伤。
(十二)征引载籍，至为繁博，而余记忆与目力，两者胥至劣。此次多由友人协助，细为核对，亦时不免疏失。古人以校书如扫落叶，谅哉是言。
(十三)楚文化与中土历世之因依流变，已于叙中略言之，其义尚有未尽者，此亦不赘，亦请参论文集。
(十四)全稿行文用浅近文言，曾试译为通俗语体，然为量将增四至五分之一，则使百廿万言，跃增为百六十万言，甚无谓也。因复自思，读此书者，“文言”不必有隔越之感。且余习于文言，用笔较自然，故不事更张矣。
余一生无他业，日与故纸堆为侣。自出就外傅，至谋食四方，未尝一日忘书。生平治学方法，亦多所变革。游欧归后乃欲以语言、历史相关合，求所以为国宣教，为青年作导游。五十年中，蹇产艰屯，纷不可究。此书之成即在此暴流瞬变之中，虽坚持之而不能不以时而有龋差，迨丙午后，不能不结束此一业迹，而丙午之难，清本已掷诸阶下，翌晨余扫除庭前，乃于乱草中得之，而散叶纷飞，失其三、四，此后亦无能为力一一补缀之矣。故可谓余烬者也。情思郁悒，有不能自已者，而寒斋存书及平昔所作笔录散页多巳坏烂，虽欲肆意而失所因依，病体支离，视力茫茫，所以限制于其生者，至深且切，今得聿观厥成亦不敢多所诛求。生平喜博涉，其未竟之业，积存筴笥，整理之役，当俟之来者。校文既尽，不能无所感焉。余一生业迹，能草草结束者，此为最巨。然而从头认取，则全乖始愿。志趣所在，主于古史与近代史。古史植基于语言文字，而以为玑衡者，大抵不出摩尔根、穆勒利尔、恩格斯、马林确斯特、罗维诸家之说。近代史则以学术艺术为主。全部枢轴:(一)以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两注及三代异同综古史，(二)以《文字朴识》综古语，(三)以《四先生学谱》综三百年来学术，三者各有成业，中经抗战至于解放，丧乱宏多，所余无几。今所成者，则皆三者之枝叶扶疏，非大本大根矣。今留此于人间，恐徒供人揶揄，其亦未必为幸。然不敢浪其生涯，而至于荒废其所学，则亦差自幸也。
余廿余年来，病杂而深，学校课程不容延迟。吾妻秋英，乃自请离教授之职，为余理药果、治家务，以三余助余讨论撰述，牺牲个人全部时间名位，使余得尽心力于学，此书之成，其功有不可不书者。然余不自检束，如酗酒簿塞，不知乐其生，苦谏而不知悔，是余之过也。女昆武为余细检原书，校雠文字之功为最多云。
云按：是文得自cnki《文献》一九八零年第三期，由cajviewer软件扫描而得，格式有变，文字往往讹误，故为校对一过。余弱冠就学西溪，时闻诸师言姜、蒋、郭三先生事迹，名山事业，不可胜道矣哉。其风流沾溉，至今犹存。迻录此文，姑为后生小子感激发愤向学之勖助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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